关于“中国模式”的辩析与中国道路的思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深切关注正处于深度变革与转型中的中国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当前需要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很多，所谓“中国模式”以及由此而提出的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重大前沿问题。
一、“中国模式”：一个亟待澄清的命题
一个时期以来，国内外一些人热炒所谓“中国模式”，在理论界引发了一场争论，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话题：当代中国是否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模式化的社会结构还是一种动态性的发展过程？诸如此类问题的讨论和争论，直接涉及到如何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因此仍然有进一步澄清的必要。
在初创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时候，恩格斯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1]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社会主义，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前提。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就是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正是在不断澄清和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社会形态，虽然已日臻完善，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在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从一定意义上说，当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和争论，是进一步探索和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切入点。
笔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认识误导，或者说是一个悖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与要求的伪命题。其理由如下：
其一，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2]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社会各个方面有了飞跃式的进步，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属性和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当代中国不可能形成某种模式化的东西，更不应该将某些现行的制度和做法概括为所谓的“中国模式”而盲目自满、悠然自得，那样不仅无助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与发展，而且有可能使这个阶段面临的一些特有问题得不到应有重视和化解而影响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步伐。
其二，能称之为“模式”的东西，起码应具备两个基本属性：一是凝固性，二是可复制性。显然，正在进行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具备也不应该具备这两个基本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在不断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不断走向自我完善的过程，绝不应该将某些现行的制度、体制和做法凝固起来。恩格斯早就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3]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尚需要“经常变化和改革”，作为仅仅有几十年历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么能说已经形成为一种凝固化的模式呢？列宁深刻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4]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正反经验深刻说明，社会主义绝不应该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更不应该将一国经验作为模式到处复制，而应该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符合各国国情的独特创造。在日益走向多极化和多元化的当代世界，一切社会制度和体制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不应该向别的国家输出与复制。作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没有任何理由凝固为“中国模式”而企图向别的国家输出与复制。
其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苏联模式”的提出并到处输出与复制，给各国社会主义带来了深重影响乃至灾难，这个教训值得永远记取。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苏联模式”（或称“斯大林模式”）是造成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走向消亡的最深层次原因。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党由于照搬“苏联模式”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许多弯路，甚至留下深重隐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形成和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苏联模式”否定与反思的结果。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在“苏联模式”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作茧自缚，迷恋和推行所谓“中国模式”呢？
其四，更为严重的是，国内外一些人热炒所谓“中国模式”，有着深刻的背景和目的。2004年，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一份关于中国发展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提出“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概念，起初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中国模式”被热炒，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2008年以来“中国模式”论迅速升温并形成为热门话题，显然有两个不可忽视的背景和目的：一是将中国举全国之力抗击汶川大地震、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等成就与做法归因于实行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一些人将这些成就和做法概括为所谓的“中国模式”，毫无疑问带有怀疑和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底色；二是从“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到“中国模式论”，西方社会这一系列炒作显然渗透着某种不良动机。无独有偶，最近美国一些人士又在炒作所谓“印度模式”，大谈所谓“孟买共识”，2010年11月初奥巴马总统访印时甚至称“印度不是正在崛起，而是已经崛起”。对两个发展中大国进行如此炒作，足以显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良用心。以上两种背景与目的，再加上国内理论界一些人望文生义、盲目跟风，从而制造并放大了“中国模式论”这样一个伪命题、伪研究现象。
综上所述，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刚刚解决温饱走向富裕、前进道路上尚面临着严峻挑战众多矛盾和巨大风险的中国，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更没有必要迷恋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论”不啻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口“陷阱”，万不可被它迷惑而深陷其中！
二、中国道路：必须始终坚持的方向
那么，不用“中国模式”，用什么来概括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成就与经验呢？用什么来指引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前进方向和发展路径呢？答案早已明确并严谨科学，那就是“中国道路”，即邓小平早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所精辟提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这是两个内涵、价值完全不同的范畴。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郑重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5]
这两段精辟结论，深刻揭示了中国道路的本质精髓、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
第一，中国道路的基础和源泉：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
19世纪中叶两次鸦片战争的炮声，使昏昏欲睡的中华民族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一批觉醒了的中国人开始了“中国走什么样道路”的探索。然而在百余年的探索过程中，一直没有找到一条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和现代化的正确道路。或者仿效英国、日本，企图走一条君主立宪的道路，或者试图步美国、法国后尘，企图走一条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道路，如此种种，都不仅没有给落后的中国带来希望，反而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苦难。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后，道路探索依然异常艰难。或者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急于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或者照搬“苏联模式”企图走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如此种种，又都导致我国社会主义走了许多弯路。
经历了巨大苦难和长期徘徊，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终于找到了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切入点，这就是被邓小平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开放。正是在初步改革开放中，中华民族在“走什么样道路”这个根本问题上才真正觉醒起来，得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结论”。[6]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150多年以来关于“中国道路”探索的最伟大成果，是引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与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改革开放，不大胆冲破由于照搬“苏联模式”以及其他原因所形成的僵化观念和模式，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同样，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拓展，不在前进道路上坚决排除“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潮与主张的干扰，就难以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深化路径，就没有持续3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的实质是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与拓展，内在地渗透于新时期改革开放过程之中。
第二，中国道路的本质和精髓：从中国实际出发做好“结合”的文章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同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科学论断。这样一种主张，经过艰苦斗争的检验和全党的共同努力，在延安整风中进一步凝炼成“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然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我们党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和沉重的教训。共和国建立之初，我们党在实践中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弊端，为此毛泽东曾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不一定全照苏联那套公式，不能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经验。在这一正确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方针。可惜这一探索未能长期坚持下去，50年代后期即发生严重失误，以至形成严重悖离社会主义本质的“左”的理论和“左”的路线。产生这一挫折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根本原因，是没有解决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即没有选择好“结合”的逻辑起点。这一时期，尽管毛泽东也不断地强调要继续做“结合”的文章，但是这种结合更多的是从“本本”出发，企图在马恩列斯书本中寻求实现理想化社会的方案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严重忽视了中国的国情，由此导致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期待和现实状况之间的强烈反差，导致脱离具体的现实条件加快社会主义进程的路线和政策，乃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使人们陷入了迷惘和困惑。
正是在总结这段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提出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即从一切照搬“本本”的教条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明确强调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把实践作为“结合”的逻辑起点和根本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充满活力，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就在于选择并坚持了这种“结合”的逻辑起点，即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第三,中国道路的主题和目标：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中国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是亿万中国人的百年梦想，许多仁人志士为实现这一梦想奔走呼号，上下求索，耗尽毕身心血以至献出宝贵生命。然而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作为一个长期饱受外患内乱的弱势国家，尤其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社会主义大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何其艰难！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曾经面临着如何走向现代化的痛苦选择：要么照搬英美模式，走西方现代化道路；要么照搬“苏联模式”，走高度集权的东方现代化道路；要么与资本主义世界完全对立，走封闭式的现代化道路；要么改变现行的制度和体制，走完全自由化的现代化道路。如此种种探索、试验，最终无不归于失败，唯有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了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以能走向成功，根本奥秘在于，既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牢牢把握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又坚定不移地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政治，不断拓展走向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路径；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又坚定不移贯彻以人为本，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环境建设全面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动摇，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实现现代化，又坚定不移紧跟时代潮流，引进来、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竞争与合作，包括与西方世界的沟通与合作，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提升现代化水平；既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动摇，又坚定不移与时俱进，积极吸纳、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文化和价值理念，提升人的现代化素质，建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等。正是这些成功的做法、经验及其成就，诠释着中国道路的主题，丰富着中国道路的内涵，张扬着中国道路的价值。
第四，中国道路的内涵和特征：多元因素相互联系协调发展的过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几届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先后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进程和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经济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就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更好地保障和发展人民民主权利；这一政治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文化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坚持以人为本这一本质和核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这一社会形态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坚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越走越宽广。
实践雄辩地证明，这样一条发展道路，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以内在的优越性和发展潜力。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容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它经济成份。这样一种经济制度，既能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有利的制度条件，又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并以发展高度民主为目标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样一种政治制度，可以从根本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使社会机体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社会公正和平等作为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是要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这样一种社会制度，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和人的畸形发展现象，使社会全面发展建立在人的内在活力基础之上。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全面发展的特性和战略，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断向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以及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迈进，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能力消除一切旧制度下所特有的贪婪、腐败、堕落现象，使整个社会在文明健康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第五，中国道路的价值和意义：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盛活力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精辟揭示和科学运用，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寻求自我解放的理论指南和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精神纽带。如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上造福于中国人民，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孜孜以求的一个根本问题。对这一根本问题的不懈探索与回答，集中体现在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条“中国道路”的选择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这条道路和这次飞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与建设的实际，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条道路和这次飞跃，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与建设的基本原理，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结合时代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发展，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邓小平遗志，进一步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继续深入回答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先后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共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
两条“中国道路”，两次历史性飞跃，一脉相承，继往开来，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历史雄辩地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至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很长历史时期，只要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就一定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活力充沛、价值长存。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和人类文明大趋势中的独特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和实践变化的不断拓展的过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们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而又顺应时代潮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的制度化成就。这一社会形态，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乃至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文明发展趋势的独立的社会形态。
在人类现代文明大舞台上，社会主义文明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和影响全局的角色。17到18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欧美大陆迅速崛起，取代了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有力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乃至社会文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得以深刻变革、在客观上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内含的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这一资产阶级组织社会生产的狭隘目的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关系物化、传统道德褪化、人的本质异化、社会矛盾激化等等接踵而至的严重社会问题，从而使资本主义文明进程成为一种伴随着掠夺、奴役、盗窃、杀戮，浸透着血与泪的残酷进化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所无法超越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狭隘性。资产阶级在创造着社会文明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社会文明，这种自相矛盾和二律背反现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更高层次、更加合理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文明必将被更高层次、更为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文明所取代的历史性的合乎逻辑的证明。
19世纪初，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了尖锐抨击，并设计了若干理想化的社会变革方案，然而都只能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才真正把社会主义文明取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程置于科学的和实践的基础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不是人们观念形态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在于它是一个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公平、合理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美好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自然历史过程”，必须摒弃各种先验的模式。
既然社会主义文明是符合人类文明规律和趋势的历史性进步，为何还会出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的严重挫折？只要我们以实践的观点、发展的观点看待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明进程，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有着复杂的、综合性的原因，其中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是对社会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曲解而形成的长期僵化的理念与模式，将社会主义与发展变化着的世界隔绝开来以至对立起来，由此导致现实社会主义生命力的萎缩乃至消亡。其一，以静止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用某些抽象的原则和结论来规定和剪裁具体的现实，从而使现实社会主义陷入教条化、模式化的泥淖。其二，脱离时代的变化和本国的国情，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短暂的过渡过程，从而导致急于求成的路线、政策，从而使现实社会主义失去了社会力量的理解和支持。其三，把许多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强加到社会主义名下，实际上搞了许多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东西，这些错误的理论及其后果，反过来又极其严重地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从而使现实社会主义偏离了正确方向。其四，更为严重的是，在执政的共产党内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集团，由此造成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严重误解和疏离，从而使现实社会主义失去了坚实的社会根基。以上种种，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和凝聚力，以至在日益开放的世界大舞台上，这种僵化的社会主义犹如长期处于隔离状态的病人，难经风雨考验甚至不堪一击。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而是僵化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制度的失败。
与前苏东国家走过的道路形成鲜明反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密切适应时代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发展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样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具有内在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实践有力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是不可抗拒的；由符合基本规律的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所释放的无限生命力，是不可扼制的。正是由于我们党通过改革开放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基本国情有机地融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使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当代中国获得了成功的实践和科学的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在当代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具有独特地位和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形成、发展的过程，正是当代世界进入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思想变革，其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文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在全球化大潮中经受冲击和考验，而决定自己的发展走向和历史命运。
作为当今世界一种科学的制度选择和独立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然同全球化发生着不可阻隔的内在联系。其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7]深入研究和认识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实质和走向，是科学认识和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全球化的社会变革既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提出了严峻挑战，也为科学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和时代性参照。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自觉遵循全球化背景下文明竞争规律不断提升自己的文明素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的重大抉择。
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正是这样产生着多样性文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巨大政治社会效应。全球化大潮推动着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人们努力寻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类共同需要的共同价值。全球化趋势也大大拓展了人们的世界视野，使不同社会文明在相互沟通和深入比较中更多地发现相互之间的共同、共通之处，这也就是人类文明进程的共同规律。这样一种发展趋势，无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必须密切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发展规律，更宽广地拓展自己的世界视野，更科学地回答社会主义的历史合理性，更深入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文明进程。对于已经溶入全球化大趋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自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任务。
多样文明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当代全球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舞台和更为有利的环境。首先，全球化的制度竞争实质和综合文明素质的比较，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行更加符合发展规律和时代要求的反思，彻底摒弃脱离实际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念和模式，在改革和发展中寻求社会主义生命力的源泉。其次，全球化的市场竞争和资金、技术的全球流动，可以使我国更加赢得后发机遇和优势，更充分地吸纳全球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提高自己、发展自己。第三，全球化的多方位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多元化沟通，有利于我们党和人民以更加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更加自觉地融入世界文明大潮。当然，全球化竞争也不可避免地给我国的经济运行、政治发展、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带来相当程度的挑战，但这并非是坏事，只要我们正视挑战，积极寻求应对挑战的措施，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提升经济社会的文明素质和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全球化不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步走向世界的重要机遇和强大动力。
遵循全球化条件下文明竞争的总规律和大趋势，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必须处理好特殊与普遍、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既要注重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方向不动摇，又要积极吸纳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分，以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文明素质；既要注重从本国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道路，又要遵循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符合现代文明大趋势中加快社会主义文明进程。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生长点。我国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正是在这一“生长点”上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以能够持续增长，社会所以能够持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所以能够持续提升，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全球化文明竞争的普遍规律同中国文明发展的特殊规律有机地结合起来，自觉地融入世界文明大潮。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和自觉遵循这样一种战略选择。假如不是这样，对全球化作片面化和狭隘性的理解，把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对立起来，固步自封，孤芳自赏，拒绝全球化文明大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和有利因素，那么就有可能与现代文明大趋势失之交臂，甚至有可能在全球化大潮中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是在中国真正建成社会主义必经的历史阶段，是一个需要在不断改革中逐步走向完善的独立的社会进程。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中，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与共产主义社会同一性质的社会形态，是一个不太长的发展过程。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需要多长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作出明确的描述。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分阶段发展的观点，并把这一思想运用于俄国具体实际，着力探索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经过的发展阶段和主要途径，提出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完全的社会主义”等概念。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究竟需要经历哪几个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列宁没有作出明确的论述。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把基本实现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剥削阶级被消灭作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的标志，从而划清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时期的界限，这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的认识上具有突破性，但是斯大林的理论中又包含着严重缺陷，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的建成混为一谈，人为地降低了社会主义标准，造成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短暂发展阶段的观念，从而形成超阶段大过渡的“斯大林模式”，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影响。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索，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更具有典型意义。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把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基本标志，同时也明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还需要一个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建立起现代化工农业的基础，生产力获得比较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才算基本上建成。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观点，显然比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当成社会主义的建成的观点大大前进了一步。可惜毛泽东没有把这一正确思想坚持下去，不久即发动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盲目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企图超阶段地建成社会主义。“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困难，曾一度使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错误时，提出了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发展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等正确观点，但是由于“左”的思想理论没有得以根除，毛泽东认为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前，这个时期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些错误认识，悖离了中国国情，由此导致“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定性和发展阶段问题，是一个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示出独特的创新意义和巨大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为科学判断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提供了思想认识前提。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及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两个基本观点：一是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必须“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8]正是这两个基本观点，直接导致邓小平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两大科学论断，无论从所形成的逻辑关系来说，还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实际进程来说，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正确认识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基础。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讲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真要建设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就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更不能重复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急躁冒进的错误。经过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综合国力竞争和国际舞台上愈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看到，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各方面都还不够定型和成熟，更没有形成所谓的“中国模式”。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发展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总的来说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地位与属性没有变。正如胡锦涛最近深刻指出：“中国的发展任重道远。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我们的基本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超过3000美元，居世界一百位之后，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任务十分繁重。中国在发展进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规模还是难度，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使全体人民过上安居乐业、富裕幸福的生活，还要进行长期艰巨的努力。”[9]我们只有时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作为推进改革、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才能清醒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包心鉴，Beat365中文官方网站（华东）兼职教授，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中文1版，第567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5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93页。
[4]《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777页。
[5]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单行本，第11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3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539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3页。
[9]胡锦涛：2010年4月15日在“金砖四国”领导人会晤时的讲话。转引自《人民日报》，2010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