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深水区”，在改变了“短缺基础上的共同贫穷”的基本面貌后，我国各种矛盾并没有减少，反而处在“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社会转型期。在这一时期，化解矛盾、保障稳定、抓住机遇、促进发展的主体和关键是领导干部，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认知和坚守则是应对社会转型大量矛盾的重要因素。
一、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
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很多学者主要从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比如宋林飞就总结了社会转型的三种含义：社会体制的转，主要是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形态的变迁。[①]郑佳明从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解：一是社会形态变迁，即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专制社会向民主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以及人民由臣民转向公民的历史变迁；二是经济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发展模式转型，即由单一、粗放发展转向科学发展。[②]这些理解抓住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特征或某个阶段的表现，在某方面是合理的，但理论认知和话语体系大部分是移植自当代西方，笔者认为并不全面。社会转型应具有两方面的意义，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理论来看，广义的社会转型指的是人类历史上社会类型的转换或变迁（如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及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对应的是从“人对人的依赖”到“人到物的依赖”到“人的自由个性发展”的过程；狭义的社会转型指的是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整体性、结构性的变化，对应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理解中国社会当下的社会转型，应该放在广义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审视狭义概念上的社会转型。王苗认为，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 即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人民生活、科技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社会秩序乃至民主政治等方面在内的社会全面发展。[③]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即从狭义社会转型上来理解的，是有道理的。中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应该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长期发展过程，是从“关门”搞建设到自觉利用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是从经济文化水平比较落后到富强、民主、文明的转变，在政治上是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在经济上是改变落后面貌，实现“三步走”战略的过程；在文化上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方面，则是转向和谐文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是包括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整体性概念。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涉及价值碰撞、利益调整、结构整合、压力调适等诸因素，各种矛盾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出现征兆或显现，有的甚至还很尖锐，以激烈的形式呈现出来。从层次上来看，转型期矛盾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经济领域的矛盾。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仍有薄弱环节。因此在体制理顺、制度完善过程中，会出现调整中的“阵痛”，必要的引起“痛苦”的改革“代价”，这会激发深层次的矛盾，带来一系列些矛盾和问题；利益多元化引起的群体冲突在近几年持续增长，贫富分化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合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④]、国企改革等问题亟待解决。第二，政治领域的矛盾。尽管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但由于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本质上要求的高度民主还不符合，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民主形式也具有一定的距离。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会遇到新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干群关系，特别是由于腐败引发的冲突，会更多的表现出来，腐败虽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但肃清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三，文化领域的矛盾。市场经济过程中，西化的思想冲击着人们的头脑，极端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及其表现形式沉渣泛起，封建主义也借机扩张，与社会主义文化争夺阵地。第四，社会领域的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制度不健全等因素，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应急等领域的矛盾在一定时期也会凸显出来。
二、社会转型期解决矛盾需要依靠理想信念坚定的广大干部
美国阿默斯特大学的David M.Kotz在分析苏联巨变的原因时认为，大多数高级干部寻求通过私人财产和市场体系的转变使自身富裕，从而其选择背离社会主义道路。[⑤]虽然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这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在苏联社会转型关键时期，无力或不愿解决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背离了社会主义的信仰，希望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固化自己的既得利益并占有已有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邓小平在强调理想信念对党的发展重要性时，曾谈到：“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⑥]这是邓小平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并发扬好这个优势的希望。他多次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⑦]，并告诫道“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⑧]。这表明，干部拥有坚定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社会主义不变质、发展好的重要条件之一。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要保证我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保证跨世纪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保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已经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⑨]相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巨变引发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则经受住了严峻考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从而自觉坚持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历史和经验证明，干部问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转型期的矛盾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在经过努力后，也是可以解决的。解决矛盾的最根本方法是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继续深化改革，使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真正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深化改革的主体承担者正是广大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守程度关乎转型期矛盾的解决，关乎我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
三、部分干部在社会转型期丧失了理想信念
干部的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统一。如果干部平时不注意理论学习，又缺乏实践根底，就会丧失这种理想信念，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会造成巨大损害。
笔者认为，当前绝大部分干部是保持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这是主流，不认清这个主流，就不能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但不可否认，在社会转型这个大浪淘沙的关键时期，部分干部面对诱惑，丧失了信仰，逐步堕落腐败，不认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支流也会变成主流，引起党、国家和社会变质。
部分干部理想信念丧失的主要表现有：
第一，思想上轻视理论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些干部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他们忙于应酬，不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学习，或者在学习的过程中，马马虎虎的走一遍，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更没有明确的工作目标。少数干部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停止了主观世界的改造，江泽民同志就向干部发出警示“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学习历史知识、经济知识和其他科学文化知识，你的思想理论水平和精神境界怎么提高，怎么能防止发生错误和失误？”[⑩]。
第二，生活中腐化堕落。一些干部不能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生活作风逐渐蜕化变质，追求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少数干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索贿受贿，腐化堕落，包养情人，令人触目惊心；少数干部热衷流连楼堂馆所，攀比住宅庭院，想方设法损公肥私；还有少数干部大搞封建迷信、求神拜佛、讲求风水，他们都失去了一个干部和共产党员的基本道德和信仰。他们理想扭曲，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第一目标，以捞取具体实惠为工作前提，不少贪腐案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作风上漠视群众利益。少数干部无视党和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脱离群众，甚至极少数把人民与党和政府的利益对立起来。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洪灾不久后，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习惯于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引起群众反感，工作也就不可能做好”。[11]“领导干部来自群众，是为群众工作和服务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做官当老爷，甚至作出种种违背群众意愿、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来，那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当领导干部的资格。”[12]虽然这里描述的是当时极少数干部，但在今天看来，形势也极其严峻。
四、工作中违法乱纪。相对于战争年代的生与死的考验，在和平年代“干部面临的其他考验多得很，有艰苦环境和风险的考验，有执政的考验，有改革开放的考验，有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概括起来主要是公与私的考验”[13]。面对诸种考验，丧失了理想和信念的干部，在工作中就会铤而走险，违法乱纪。少数干部任人唯亲，搞“小圈子”；独断专行，把集体讨论做形式；没有大局意识，没有政治敏感；丧失原则和立场。在社会转型时期，极少数干部官商勾结，甚至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拉下水，有的本身成为犯罪集团的头目，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重庆打黑行动中，“文强”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丧失理想信念的干部尽管是少数，是支流，但他们的行为影响很坏，危害很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危害权力的正确行使。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权为民所用是根本的要求。但少数干部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头脑中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想的都是个人、“小集体”的利益，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大肆为己谋利，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正是社会主义信念的丧失，才形成了这种不正确的权力观。
第二，败坏党风政风。少数高级干部如果丧失信仰，就会影响到一些周围干部和下级干部，导致上行下效；现在我国正在大力从基层进行干部选拔，面对“两面派”，如果选择不慎，选上来的本身就没有什么信仰，担任高级干部以后，危害程度更大，对党风政风的危害不可低估。
第三，扩大或激化社会矛盾。丧失信仰的干部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尽头，不信马列；虽少数求神拜佛，但骨子里是不敬鬼神的，真真正正是“无神论”者了，所以其违法犯罪也是无所顾忌，孰不知，共产党的无神论是为了打碎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号召人民起来为自己的幸福同剥削阶级进行斗争，共产党、干部的“神”应该是人民，应该对人民有所“畏惧”，同人民打成一片，心连心；有的是只唯上，不唯实。所以面对党和政府、人民和社会的要求时，少数干部敢于采取违背党的宗旨和人民意志的行为。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这种干部在处理矛盾过程中，一般会激化矛盾，有的本身就是社会矛盾的引火线和催化剂。
第四、危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丧失信念的少数干部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同时，对人们的社会主义的认知和认同也会造成冲击。这使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民主主义等的区别产生了模糊不清的认识，对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制度的自我完善判断产生怀疑，长期来讲，危害是巨大的。邓小平曾表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建设是需要历经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事情，可能是很漫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干部的理想信念是至关重要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要依靠广大干部。如果干部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够坚定，就不能够解决好当下各种矛盾，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
在社会转型期，为什么这些干部丧失了理想信念、腐化变质了呢？笔者认为原因不仅仅是在于干部理论学习的不足。还在于这一时期，特别是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以后，经济结构多元化导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分化，而且这一分化过程过于迅速。面对某一工程，比如市场化，我们经常自豪的说，西方国家用几百年的时间，我们只用了几十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就是对市场化速度的形象描述。在这一过程中，原有的均衡社会体系很快被打破，新的社会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旧有的信念保障体系弱化，新的信念保障体系又没有及时的建立，即使有的建立，也不能及时的发挥功能。一部分人通过各种方式迅速的积聚了财富，在社会上，原有的以理想信念为衡量指标的“善”被以财富为代表的多元衡量指标的“恶”代替了。这种社会衡量标准的变化对部分干部的理想信念造成了严重冲击，他们认为其在社会财富资源的分配中应该占据较大的一块，或者应该占据优势资源。因此，尽管他们在正式场景下还咏唱社会主义信念之歌，但内心充满的已是靡靡之音。
同时，在社会转型期，对干部的素质、能力要求有了极大的提高，这一方面是处理由于经济、社会结构调整导致的社会矛盾的需要；一方面是在进入风险社会后，提升干部处理风险事件的需要，如自然灾害救援、公共卫生防疫、公众心理疏导、突发事件处理等。由于一些原因，少数干部在面对素质能力的提升要求时，有力不从心之感。同时，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要求干部切实地为自己服务，并且在服务标准和干部评价上有了层次的提高。他们除了通过传统的利益表达渠道（如社区等基层组织、共青团、妇联、工会等正式团体）向干部表达诉求外，还大多利用媒体，特别是因特网“网络民主”的一些功能，对干部施加压力。这种履职的力不从心，以及面对压力的不堪重负，使少部分干部有了“干不好”就“不好干”的心理，逃避主义、机会主义、享乐主义等就成为“责任虚无”的借口。还有一些干部腐化是因为社会转型太激烈，节奏太快，他们面对新现象时，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不足，才会积“小恶”为“大恶”，一步步走向了腐败的深渊。
四、转型期坚定干部理想信念、防止干部变质的途径
江泽民在《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中指出，“培养造就数以万计年轻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要加紧培养造就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确保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代代相传”[14]。十多年过去了，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干部的任务仍然十分紧要，虽然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在近两年的灾害救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得到突出展示，进一步增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认同感。但仍有不少干部丧失社会主义信仰，经受不住执政、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考验，这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考验只会有增无减，坚定干部的理想信念，应从多个方面着手。
第一，靠教育和学习增强理想信念认识。一是马列主义教育必须常抓不懈。实践证明，思想领域的阵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去占领，非马列主义思想就会去占领。同理，不对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非马列主义思想就会侵蚀其头脑。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应该对马列经典、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的研读和领会，同时，应自觉学习现代知识。党校和各级干部培训学校应确实地承担起对干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检验学习效果的责任。要把理论教育和现实实践情况结合起来，增强说服力，比如关于我国现阶段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干部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就是搞资本主义了，因此自己就丧失了社会主义信仰。二是对干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学习和锻炼。干部不仅要学习理论知识，更应该在实践中接受考验和锻炼，看自身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困难较多的地方，能不能坚守马克思主义信念，目的是“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着力在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上下功夫，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15]”可以利用援疆、援藏、援助贫困地区及灾区等工作使干部在实践中接受锻炼。三是加强干部的党性修养。由于我国大多数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是共产党员，应自觉对照党章，利用党组织生活和民主生活会形式，提升其党性修养。同时，应该利用好党校等机构来促进党性修养，破除“党校学习，就是提拔，不能提拔，牢骚满腹”的思想；明确党校学习的目的，就是要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吸取实践工作中的教训，即联系实际，改造思想。各级干部要定期到党校或社会主义学院来反省工作。
第二，靠制度和规范促进理想信念确立。 一是用好的制度来保证干部不想、不敢、不能犯错误，通过体制创新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土壤和条件。比如通过交流制度使来到西部和边远地区的干部，了解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就会理解国家转移支付政策的社会主义好政策。比如干部财产公示制度，已经搞了很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彻底，不彻底就不能得到监督，得不到监督如何能防止腐化？根子上的问题还是在于没有严格执行，或者公示也是几项无关痛痒的事情。因此，党和政府的高层应该下决心，用“重药”，切实把干部财产公示等好的制度实施起来。二是继续采取对干部的“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特别是“一手抓干部社会主义信念、社会主义道德，一手对丧失信仰、违反乱纪的干部依法采取果断措施”。当下，对领导干部的党性、廉政、工作生活的规章制度逐步得到建立和健全，紧要的是严格执行。
第三，甄别和选拔干部要真正走好群众路线。现在我们加大了从基层选拔干部的力度，但前提是考核好，并放在实践中进行锻炼，防止投机分子混入干部队伍。从基层选干部就应该德才兼备，把立场坚定、经得起考验的干部提拔上来。不能让好干部吃亏，要杜绝好干部得到表扬却得不到提拔，坏干部“边腐化边升迁”的现象。要解决这个问题，干部考核就要深入群众，无论极少数腐败分子隐藏多深，对其是否丧失信念和理想的问题，群众最有发言权，“搞腐败的人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16]
第四、理想信念教育要和“反腐败”紧密结合。在社会转型期，反腐形势严峻，腐败的程度、级别、方式都有了变化，防腐拒变是干部面临的紧要考验。要有效的反腐，笔者认为，除了上述方式外，可以重点从两方面着手。第一、借鉴国际上有效的经验，建立起一系列有效的机构和制度及其工作机制；如针对官员的特别审计和我国香港地区的廉政公署机构及其运作机制。第二、要重视“运动”反腐的功效。运动形式利用不好能带来不稳定，但利用的好，不仅不会破坏稳定，反而会促进稳定；反腐上一味“求稳怕乱”和“捂盖子”，反而会适得其反；纪委监察力量要积极主动的去侦察腐败，部门单位要勇于揭露腐败，这才是真正的防微杜渐和爱护干部。当然，“运动”反腐要诉诸法治，并与群众相结合，其运作既要合法又要合理，让腐败分子无处可藏，无处可躲，葬身于人民组成的反腐汪洋中。当前，可以在几个重点领域搞几个反腐运动，如国土、金融、交通等腐败高发领域。这样的行动，必然会促进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拥护，也利于干部在社会转型期坚守信念、防腐拒变。
【作者简介】刘兴波，Beat365中文官方网站（华东）公共管理系讲师，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2009级博士生。
[①]宋林飞.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2（11）：30-32.
[②]郑佳明.中国社会转型与价值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46.
[③]王苗.社会转型内容的把握与撰写.北京：中国地方志,2006(3):10.
[④]温家宝.政府工作报告(2010).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5.
[⑤]参见[美]David M.Kotz.socialism and socialism：are they qualitatively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systems? This paper was written for the symposiumsocialism after socialism:economic problems .Moscow, December 2006.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58.
[⑩]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84.
[11]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2.
[12]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7.
[13]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0.
[14]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6.
[15]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0-191.
[16]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2.
